道教的萌芽,在古代人们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万物皆有灵性,殷商时期出现了专门与鬼神沟通的巫祝,巫以歌舞降神、符咒驱鬼,祝以言辞悦神。
巫祝不仅能占卜吉凶,画符念咒,还能除灾治病,因此备受人们敬畏,有的巫祝甚至可以左右朝政,在当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到了周朝,对鬼神的崇拜更加系统,形成天神、人鬼、地祇为中心的三大体系。
人们通过祭祀活动敬拜神灵,这些祭祀活动制度规范化之后,形成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
周王室实施「敬天保民」的治国政策,对巫术、占卜不再重视,因此巫祝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从上层走向民间,成为民间方士。
礼乐文明也随之被民间方士继承,后来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俗称「道场」。
春秋时期,老子和继承者庄子,从道的虚无出发,创立并发扬了道家学派。
道家以「道」为核心,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提出尊道崇德,以清净无为、刚柔并济等法则治国修身。并为後世道教的发展奠立了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又有不少人依托黄帝、老子之名来阐发养生、治国理论,被称作「黄老道」。「黄老道」的学说,实已不仅限于老子道家,而是还「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收了儒、墨、名、法诸家之长;这种融诸家学说于炉的「新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影响也很大,同样属後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随着方士的兴起,和神仙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
他们开始研究炼丹术、养生术等,逐渐形成了道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同时,一些民间信仰也开始融入道教,如对于灶神、门神等的崇拜。
在这个时期,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并融合黄老学的内容,除“人君南面之术”外,还有阴阳五行思想和神仙思想,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
《庄子》中老子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为之后老子的神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也是在这一时期,方士提出长生不老的神化思想,一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历代的帝王们对长生不死充满憧憬,渴望与天地齐寿。
由此,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入海求不死药活动,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等帝王都曾派遣方士前往海上寻求不死药,以求长生。
在神仙信仰的沿袭下,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也为后世道教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 创立道教组织,称得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因受道者需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亦称正一道、天师道。
(另一种说法,是张修创立了五斗米道)
张道陵以「道」为最高信仰,将道和老子相提并论,奉老子为道祖,尊称太上老君。教化人们信奉道,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
方士文化被道教取代,成为道教的核心思想。
没过多久,中原地区翼州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黄天为至上神,同样尊崇老子,他提出「致太平」的理想,以善道教化百姓,发起黄巾起义,试图推翻东汉的腐朽统治。
太平道典籍《太平经》,是黄老道向宗教化基本教义形成的标志。虽然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太平道的道术和观念被后世道教所继承。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令道教开始成为有严密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教团,故人们多视其为成熟宗教形态的道教正式形成的标志。
公元156年,东汉永寿二年,张道陵羽化。
因为采用的是世袭嗣教的继承制度,天师之位由张道陵的长子张衡接任,张衡之后由其子张鲁接任,张鲁成为第三代天师。
道教凭借政权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后来张鲁投降曹操,道教随之向北传播。
魏晋道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化和发展:
其一,张鲁去世后,其子张盛接任为第四代天师,张盛弃官带领教徒回归龙虎山,此为龙虎山天师派,该派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尊太上老君为最高神,重视典籍的注释和编纂,以及斋醮科仪、祛邪驱鬼。
其二,道教被许多统治者接受,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出现了一些天师道世家。
葛洪(葛玄的侄孙),东晋时期道士,是丹鼎派的集大成者,著有《抱朴子》、《神仙传》,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
其三,高级士族把他们的思想带到道教中来,促使了魏晋玄学的盛行,上清派、灵宝派出现并迅速发展。
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人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三玄著书立说,形成了新的道家流派——玄学。神仙方术与老庄玄学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上清派:东晋兴宁二年(364),杨羲声言南岳魏夫人降临,授予他上清众经,便与弟子对天师道进行改革,创立上清派。上清派以《大洞真经》、《黄庭经》为主要经典,以魏华存为祖师,尊奉元始天王、太上道君为最高神,在修炼上主张存思存神,通过炼神达到炼形,不重视符箓外丹。上清派多以门阀氏族为主体,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常与统治政权联系密切。
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的灵宝派,产生时间大致与上清派同时,创始人是葛玄。灵宝派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度人经》为主要经典,将儒家伦理与修道方法结合起来,强调“齐同慈爱、国安民丰”,修炼方法既继承了天师道的符箓科仪,又受上清派影响讲究思神诵经。
南北朝的道教改革:
公元420年,我国进入南北朝统治时期,南方和北方处于不同的国家管辖,两地的道教在发展中也慢慢地产生了差异。
北朝的寇谦之受灵宝派的影响,加上北魏政权的支持,对天师道进行改革,废除了原有的世袭制度,严格斋戒礼拜,创立新的天师道。因为在北朝传道,称为北天师道。
楼观道:尊尹喜为祖师,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以道法自然、清净无为为根基,注重发扬传统道教特色,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修炼上兼习丹道与符箓,从北周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南朝初期的天师道组织涣散,陆修静继承了葛洪的思想,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改革整顿,重新健全了三会日制度,完善了宗教仪范。
由于陆修静名望的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南方道教的统领,与北朝寇谦之改革的北天师道南北并存,因此被称为南天师道。
茅山上清派:因陶弘景居茅山传上清经法,以茅山为圣地,故后世又称茅山宗。陶弘景使茅山上清派不断发展壮大,在道教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
陶弘景深受梁武帝(502—549在位)的尊崇,被称为“山中宰相”,他对道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编撰《真灵位业图》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神仙谱系;
通过编著《真诰》对道教的传授历史做了整理;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主张形神双修、少私寡欲;弘扬上清经法,开创了茅山宗。
综观南北朝道教,南方道教比较注重义理,对道教理论的建设作得更多,和佛教之争主要是理论之争,灵宝派和上清派组织松散,南天师道此时不活跃;
北方道教比较重视轨仪,发展宗教组织,和佛教之争主要是政治地位之争,北天师道一度被统治者抬在佛教之上。然而,不论是南方道教还是北方道教,都经过改造成为官方宗教,完成了道教从民间走向官方的进程。
南北朝的道教虽不如佛教阵容庞大,但也编制了大批经典,丰富了神仙长生的理论,具备了一些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形成某些学派,足可与佛教和儒学在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了。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经过他们的努力,使道教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为道教日趋成熟的时代。
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不久南下灭陈,结束了三百余年的分裂状态,南北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道教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隋文帝实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重用道士,兴建宫观。随着国家统一,上清茅山宗北传,与楼观道相互结合;隋朝道教在神仙信仰上,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在道教法术上,以符箓为主,也炼制金丹,苏元朗撰写《旨道篇》,从《参同契》中发掘阐释内丹学说。
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隋朝统治者利用道教为其服务,为唐朝统治者崇道树立了榜样;苏玄朗首倡内丹术,是唐朝内丹学迅速发展的发端;隋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并融会南北道派,为唐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盛唐道教的鼎兴:
隋末许多道士投靠李渊父子麾下,编造李氏为王的谶语神话,如楼观派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制定了尊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他尊老子为其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之苗裔”,表明“道大佛小”,颁布《先老后释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这时的道教发展最为迅速的是上清派和北天师道的分支楼观道。
唐王室始终对道教实行扶植和推崇,当时道教建立起了系统化的哲学体系,形成完整的心性论,因此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唐朝灭亡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更加动荡,百姓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们对道教的追求发生了变化,多了些实用的目的,道教思想中融入了更多的儒家思想,这些变化奠定了宋元时期全真道产生的基础。
北宋道教的高涨:
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繁荣,澶渊之盟刺激他重视本土宗教,宋真宗用了大量精力来扶植道教。由于政权的扶持,因此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派系,一是以林灵素为代表的神霄派,二是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南昌的许真君信仰也在兴起。
北宋时期,道教符箓道法特别兴盛,最有影响力的是茅山、龙虎山、阁皂山“三山符箓”,其中茅山宗实力最强,组织严密,高道众多,与统治者关系密切;
龙虎宗张天师与统治者的联系逐渐加强,为正一道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发展到极盛的外丹术逐渐衰落,内丹学经过陈抟、张伯端的发扬而流行,并成为道教修炼术的主流和道教理论阐发的核心。
南宋道教的分化:
南宋道教以符箓派为主,将内丹与符箓结合,吸收禅宗、附会儒学,除了传统的三山符箓派(上清派衍化而来的茅山宗,灵宝派衍化而来的阁皂宗,张道陵一系的天师道,被称为龙虎宗),还有衍生的新兴道派。
北宋末期第30代天师张继先创造“正一雷法”,使正一派表现出新的活力,成为官方指定的道教诸派首领。
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宋理宗召见第35代天师张可大,命其提举三山符箓,正一派正式成为江南符箓道派的首领。
神霄派:从天师道演化而来的神霄派以传神霄雷法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王文卿、萨守坚,主张内炼为外用符箓之本。
天心派:也由天师道演化而来,代表人物是雷时中,天心正法强调作法者须内外兼修,法术才灵验。
清微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的清微派,自谓其符箓出自清微天元始天尊,代表人物是黄舜申,以内炼丹道为本,外用符箓为末,强调心与道合。
东华派:源自灵宝派,创始人是宁全真,东华灵宝法注重内炼功夫,规定每天清晨静坐寂来合道通神。
净明宗:同样从灵宝派分化而来,奉许逊为教主,何真公宣称许真君降神传授净明道法,净明道强调忠孝道德的实现,要求修炼者“以忠孝为本”。
金丹派南宗:源自钟离权、吕洞宾,宗承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实际创始人是白玉蟾。金丹南宗继承了张伯端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内丹理论,并把理学的正心诚意和禅宗的明心见性纳入修炼方法中,并把神霄雷法与内丹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丹理论。
金朝道教的分化:
北宋灭亡后,山东、河北一带出现了汉族士人创造的新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
全真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内丹思想。曾在终南山筑“活死人墓”隐居修道,后前往山东传教,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邱处机、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七人为徒,打起“全真”的旗号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传教。王重阳的著作有《重阳全真集》、《立教十五论》,阐述了全真道的教理教义、内丹思想等内容,开启了道教发展的新时代。
全真道骨干文化素养高,著述颇多,总体上仍然继承了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思想,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合一三教,“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第二,以“全精、全气、全神”为得道成仙的最高境界,其修炼之道将降伏心意、明心见性说与炼化精气神以结丹的传统内丹学相结合,代表作是邱处机的《大丹直指》。
第三,以“苦己利人”为宗教实践原则,实行出家制度,开创了道士出家入观的先河。
太一道:太一道崇尚符箓,其所传三元法箓由天师道符箓演化而来,同时也着重内丹修炼;萧抱珍也模仿天师道秘传,规定掌教者必须改姓萧;太一道以“度群生于厄苦”为宗旨,注重伦理关系。
真大道:起初名为”大道“,创教人刘德仁于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自称老君降世授予《道德经》要言,立九条戒法,教人以忠君孝亲,诚以待人,爱生勿杀,这样的观念在饱经战火蹂躏的北方得到百姓的共鸣,大道教遍及中原。大道教教义独具特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久视,而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一柱清香敬天地,修炼以内丹“守气养神”为重。
元朝全真道的兴盛:
全真道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进入了鼎盛期:一是道门兴旺,门徒众多,高道辈出;二是以燕京为中心修建了大量宫观,遍及中原大地;三是宋德方主持重修了《玄都宝藏》。
真大道:大道教在元朝时,分裂为郦希诚和李希安两派,郦希诚得到元室的尊宠成为正宗,改名为“真大道”,传播地区扩展到全国。九祖张庆志逝世后,真大道逐渐融入全真道。
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全真道也南下传教,先来到武当山,再传至江南各省,并与金丹南宗逐渐合流,李道纯、陈致虚等南宗大师都主张并推动金丹南北宗的合并。
全真道和金丹南宗都以内丹理论为基础,以东华帝君王玄甫、正阳帝君钟离权、纯阳帝君吕洞宾等为始祖,有共同的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被广泛认可,元惠宗(1333—1370在位)时期,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新的全真道形成。
元朝正一道的形成:
元朝统一江南以后,道教从全真道一枝独大的局面,转变为以龙虎山为核心的正一派与全真道相互制衡的发展态势。
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授予第36代天师张宗演,官方承认的天师头衔和统领江南道教的权力,龙虎宗成为南方道教的官府衙门。
玄教:同时龙虎宗还形成了一个支派——玄教。至元十三年(1276)随张宗演赴京的张留孙受元室宠信而留在京城,利用政治地位日益巩固的机会,从龙虎山征调许多道士到京城和江南管理道教事务,逐渐形成了一个龙虎宗支派。
玄教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宗旨;政治上尊荣显贵,掌门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儒学化,如二祖吴全节推崇理学,力行忠孝;宗教内容上,兼容各种新旧道派的思想、道术。玄教共历五代掌教,元朝灭亡后重新归宗于正一道。
太一道:1246年元世祖召见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标志着太一道正式得到元朝的认可。太一道传到七祖萧天祐后逐渐融入了正一道。
茅山宗:在元代有一定的发展,其活动主要以江浙苏杭为基地,兼及福建、江西等地,代表人物有杜道坚、赵嗣祺和张雨。
净明宗:元世祖至元(1264—1294)末年,南昌道士刘玉重建净明道组织,重新阐释“忠孝净明”的教义,追求道德的完善,用“惩忿窒欲、正心诚意”的修炼方法,达到净明境界而与道合一。它的入世精神被很多士大夫赞许,在江西十分盛行。
神霄派:在元朝的传人主要是莫月鼎,主要活动于苏、浙、赣、闽、广等地,在民间影响很大。
清微派:在元朝以黄舜申一系为主,后分建宁和武当山两支向南北传播,清微雷法追求天人合一、内炼与外法相结合,同时还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东华派:在元朝的主要传人是林灵真,后归于正一道。
天心派:在元朝的主要传人是雷时中,他宣称路真君授其“混元六天如意道法“,故此派又称为混元派。
正一道形成:新旧符箓道派教义、法术都很接近,各派之间相互融合早已有之,为各派归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元室任命张天师掌管江南道教,使龙虎宗成为最具凝聚力的道派,为正一道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敕封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形成。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
朱元璋推崇地方神祇土地和城隍,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数以万计的土地庙。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为了提防群众利用道教作乱,朱元璋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礼部下设置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颁发度牒制度来限制道士数量。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为全真、正一两种来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别。
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对全真道不太重视,却使得全真道能够潜心自守内炼。
武当派:到了永乐年间,全真道才迎来转机。属全真一系的张三丰开创武当派,以其隐仙风范受到明朝统治者的推崇,全真道因此又兴盛了起来,全真道士著述不辍,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张三丰、何道全、王道渊。
武当派主张三教合一,以道为三教本源,重视内丹丹法,以真武大帝为主神。
张三丰代表作有《金丹直指》、《玄机直指》、《大道论》,他的道教思想强调三教归一,糅合儒学,具有浓厚的道学气味。张三丰的丹法属于全真北宗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首重筑基修性,进而还丹修命。
明朝道教世俗化:
明朝道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中后期的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
内丹东派:嘉靖(1521—1566)年间,陆西星开创了内丹东派,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来讲述深奥玄妙的丹法,使道教内丹逐渐走向民间。
全真龙门派第八代传人伍守阳著有《天仙正理直论》等,将佛教禅学引入内丹修炼理论中,强调仙佛合宗,认为返还先天的金丹、太极、圆觉是一体的。
罗祖教:正德(1506—1521)年间,罗梦鸿将道家老庄思想、道教教理教义与佛教禅宗、净土宗以及儒家的忠孝仁义融合,创立了罗祖教(亦称无为教),提出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简明教义,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
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内容被写入民间宗教的“宝卷”经书中,道教神仙被它们纳入神谱,符箓法术、斋醮科仪、内丹修炼成为其宗教内容。
代表性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黄天教、八卦教、红阳教、混元教、一炷香教等,都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明清之际,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组织多达百余种,这是道教通俗化、世俗化的结果。
三一教:道教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归儒尊孔”的三一教(夏教),“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面”。
道教对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明朝四大奇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具有浓厚的道教神学色彩。
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以鬼怪神仙为主题的作品形成了新的小说门类——“神魔小说”,包括《封神榜》、《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飞剑记》等。
明朝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信仰、伦理思想、科仪方术也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玉帝、老君、真武、关帝、文昌、财神、妈祖、城隍、门神、土地、福禄寿三星等道教尊神、俗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
清朝的道教政策:
康熙沿袭了册封张天师的定制,但明令禁止跳神驱鬼等道术活动,给正一道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雍正是清朝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他主张利用儒道佛三教为统治服务,对道教的治世作用持肯定态度,宠信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迷恋仙丹方术。
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宗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弟子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
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
内丹西派: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
伍柳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
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禳,谋取香火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
民国时期的道教: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道教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宗教知识缺乏。道教组织松散,各地联系和团结不够紧密。
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道首领正一真人的封号,政府对道教没有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把道教作为封建迷信大肆抨击,道教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止老君、三官、吕祖、文昌、城隍等祠庙,道观数量大幅减少。
民国时期,道教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也曾仿效西方社会组织,企图建立全国性的道教组织。
1912年成立了“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1947年全真道李理山和正一道张恩溥商议成立“中国道教会”,但由于教派和地域等因素,各种道教组织都昙花一现。
民国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有陈撄宁和易心莹,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理论,认为仙学以神仙信仰为基础,是包括外丹和内丹的一门实验性质的学术。
陈撄宁的仙学建立在传统道教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时代特色,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瑰宝,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民国时期道教徒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到各种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道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利用,废除了教内长期存在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成立爱国爱教的团体。
经过民主改革,中国道教徒加强了联系和团结,在沈阳太清官方丈岳崇岱道长的倡议和政府的支持之下,1957年4月于北京召开了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由岳崇岱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文化大革命”时,道教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众多道士被迫害,许多宫观被拆毁,古老的道教走到毁灭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教界的拨乱反正活动也展开,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
道教文化的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的“传戒”和正一道的“授箓”仪典得到恢复,各地的宫观得到恢复和新建,各种道教斋醮、慈善活动开展,道教迎来了发展的全新时期。
根据2011年南岳国际道教论坛上的介绍,中国内地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6个,县、市道教协会300多个;初步统计住观道士有近3万多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其中道教宫观约9000座,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民间信仰祠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