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爆炸声，撕裂夜空。36岁的沈阳商人布莱恩从焦煳味中惊醒，尚未来得及判断这是否为空袭，手机屏幕已被数十条微信消息点亮。
从当地时间6月13日凌晨3点多的这一刻起，在德黑兰访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王昕祎，也收到来自国内导师和亲友的一连串关切信息：“德黑兰被轰炸了，你还好吗？”
起初，两人都未料到这场袭击会深刻改变当地生活。毕竟过去几年，伊朗零星冲突并非罕见。去年10月，王昕祎初抵德黑兰大学仅一周，也曾遭遇导弹袭击，但那次“只听得一声爆响，之后便告平息”。
然而，接下来的48小时，局势急转直下。“这次完全不同，”王昕祎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从13号起，爆炸声彻夜不息，甚至白天也不绝于耳。这种高密度、无间歇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心理压迫感远超以往。”
布莱恩亦有同感。他反复说：“这次和以往截然不同，连伊朗人自己都慌了。”
不再是“作秀”
十年前，布莱恩第一次踏上伊朗的土地，作为一家中国汽车公司的外派员工。2022年，他看准了中伊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合作，决定留在这里，转行经营波斯地毯生意并开设了一家旅行社，成为一名专注中伊贸易的华商。
在德黑兰生活的这些年里，布莱恩多次亲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在他看来，这些冲突多为“例行公事”，象征意义大于实战性质，“大多发生在边境地带，而德黑兰作为首都，总归是安全的。只要不是全面战争，就不会烧到这里”。
6月13日凌晨的袭击打破了这层“安全感”。仅几个小时后，布莱恩收到一位伊朗朋友的消息：德黑兰东北部居民区遭到精确打击，冲击波震碎了他家的玻璃，邻居家的一名儿童在爆炸中身亡。
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座遭袭的居民楼居住着多名军官，“目标明确”。袭击共造成78人死亡、329人受伤。
爆炸并未止于一夜。第二天仍在发生，第三天持续不断，直至6月15日。最初是深夜到凌晨的炮火，后来蔓延至傍晚乃至白天。王昕祎清楚记得，下午三四点的阳光下，爆炸声都能听到。
焦虑感与日俱增。15日当天，王昕祎平日常去的菜店和小超市纷纷打烊，“我问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说要回乡下，或者去其他城市躲避”。网络也变得愈发不稳定，微信只能发送文字，图片无法发出。
布莱恩则发现，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叫不到车，导航也不准。”他说。为防止导弹精准制导，伊朗当局干扰了GPS信号，地图出现偏差。14日还能叫到车，15日几乎已无法出行。
“14号我还去商场吃过一顿饭，当时还以为事态没那么严重。但很多饭店已经关门了。第二天再去，整个商场都关门了。”布莱恩说。
“很多德黑兰人都离开了。”他说，“只要有能力，比如在乡下有房屋，在其他城市有亲戚，就尽快撤离德黑兰。”以往，伊朗人多认为袭击只是作秀。这一次，他们真的慌了。
布莱恩原计划16日撤离，但形势急转直下。15日下午，德黑兰又传出爆炸声。他决定提前一天走，并迅速给在德黑兰的朋友发消息，询问谁将一起同行。本来计划下午5点出发，由于拥堵司机晚上10点才到，过程中他反复叮嘱司机：“今晚无论多晚都要来接我们，因为明天可能再也找不到车了。”
逃离德黑兰
布莱恩迅速召集了17名在德黑兰的中国同胞，凭借自己经营多年的旅行社资源，紧急协调一辆大巴连夜出发，踏上撤离之路。
当地时间6月16日晚，王昕祎一行前往边境路上遭遇大堵车。
原本只需10小时的行程，在人潮拥堵、道路限行与燃油紧张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竟用了20多个小时。“尤其是出城这段2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10小时才驶出德黑兰外围。”布莱恩说。
在路上，布莱恩注意到，由于伊朗限制每辆车每次只能加油15升，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路边停满了无法开动的私家车。他暗自庆幸：“还好我们的大巴车用的是柴油，不然也很难坚持到边境。”
由于当天阿塞拜疆口岸还未开放，他们选择前往亚美尼亚边境。凌晨抵达边境后，一行人又换乘中巴，翻越蜿蜒的山路，奔赴首都埃里温，车程又是十小时。整整3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一路奔逃。
“夜路危险，但不走更危险。”布莱恩感慨道，“那时候，德黑兰的大巴司机都在逃命，能找到一辆车，已经是幸运。”
与此同时，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也开始筹划组织撤侨。与布莱恩自发撤离的路径并行，另一批由华人华侨联合会（华联会）协调组织的撤离队伍于6月16日出发，从伊朗西北部阿塞拜疆口岸出境。王昕祎正是其中一员。
“从接到通知到真正上车，我只有三个小时收拾行李。”王昕祎说。行李格外简单：博士论文资料、几本书、两套换洗衣物，以及几件在伊朗购得的文化纪念品。“其他的只能舍弃。”
等待撤离大巴的时候，伊朗房东前来告别，问王昕祎的家乡在哪儿，以后有机会到中国一定要再聚下。临走时，王昕祎想把钱包里所有剩下的现金送给房东应急，对方摆了摆手表示不需要，随后用一贯错误的中文语法说：“你最好的我中国朋友”，然后转身消失在德黑兰空荡荡的街道。
当天下午6时，大巴启程驶向西北部边境。这本是10小时的车程，却因严重堵车延长至14小时。尤其是德黑兰出城段，以往只需2小时，当天却走了5个多小时才脱离城区。
“只能一点点向前挪，边走边祈祷。”王昕祎回忆。
伊朗与阿塞拜疆口岸原为货运口岸，临时开放时缺乏配套管理，一度滞留了三四百名等待撤离的人员。经使馆多方沟通，王昕祎一行人在边境足足等待了15个小时，才终于踏入阿塞拜疆国境线。
之后，他们再从巴库搭乘包机，经乌鲁木齐转机返回北京。前后旅程近三天，舟车劳顿，几乎耗尽体力。
顺利离境后，王昕祎才从国内亲友处得知，父母这几天里不停刷新闻。“我父母在家开着新闻频道，晚上都不敢关电视，只希望能第一时间听到我的消息。”王昕祎说。
当地时间6月17日，经过30多小时的辗转，布莱恩一行抵达亚美尼亚边境口岸。
归途有期？
布莱恩第一次踏上伊朗的土地，是在十年前。初到伊朗，他从卖汽车、做零售、跑货源开始，一步步积累人脉和资源，逐渐在德黑兰扎下根来。他曾参与中国品牌在伊朗的市场开拓，也代表公司出席本地展会。“我大学主修国际贸易，一直想做真正的跨境生意，伊朗就是我看中的起点。”2022年，他辞职独立创业。
布莱恩早已不只是个外来商人，“能在伊朗生活十年，我是有感情的”。
“连夜逃离德黑兰时，我仓库里堆着价值上百万元的波斯地毯，甚至连打包好的一批货都没来得及发。”布莱恩说。冲突开始后，物流中断、港口停工，很多熟悉的伊朗合作商也暂时逃往外地。
相较之下，王昕祎在伊朗更多聚焦于文化与学术。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伊朗现代戏剧。过去8个月，他深入德黑兰的剧场，参与演出、访谈学者、收集第一手资料。
“伊朗的戏剧发展比我们想象中要现代、要开放得多。”他说，“虽然面临制裁，伊朗的学者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参与国际会议、发表高水平论文，教学秩序也尽力维持。”尽管银行卡无法使用、网络不稳定，但王昕祎说：“来伊朗生活后，很多刻板印象，在现实生活中都被打破了。”
目前，伊朗局势依旧不明朗。德黑兰的网络断断续续，通信时有时无。布莱恩在中转中国香港时，仍不时尝试和伊朗的朋友保持联系：“有时能发信息，有时又断了。”
在过去十年中，布莱恩常年往返伊朗与中国。短暂的离别早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他内心有种说不清的惋惜。“以前走了还能回来，这次离开时却没和朋友好好告别。”他说。
离开德黑兰后，他收到一位伊朗朋友的信息：“兄弟，希望还能再见到你——如果我还活着。”这句话，他存进手机的备忘录里，每读一遍，便沉默良久。
十多天的战事，让布莱恩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眼前的伊朗，似乎已不再是他熟悉的国度。他内心仍盼望着德黑兰能重归平静，自己也能重返那片土地，但生意何时恢复，谁也说不准。
王昕祎则将八个月的实地研究资料全部带回中国。“我会继续把论文写完。”他说，“国内在伊朗现代戏剧领域的研究基础还非常薄弱，希望我能补上这一领域的空白。”
这场突如其来的撤离，也让他们对和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战争让老百姓受苦。”布莱恩说，“我在伊朗有很多朋友，不希望他们焦虑哭泣、吃不上饭，也不希望这个国家真的陷入长期战争。”
虽然双方目前达成了停火，但布莱恩和王昕祎都对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感到担忧。
布莱恩记得，撤离那天，大巴在漫长的堵车中停滞不前，车上的伊朗司机突然拿出一把小梳子，对着车窗反光镜，一丝不苟地梳理起花白的头发和胡须。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布莱恩为化名）
记者：郑立颖
编辑：徐方清